一文友不无忧伤地对我说，在出版业繁荣的旗帜下，我们的文字已到了使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几乎是人都可出书了。这虽是一家之言，却一针见血。不客气地说，如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要识得几个字，就俨然可做“文化人”，做了“文化人”，就可随心所欲地出书了，似乎天底下没比出书更容易的事儿了。
著书立说，不说平治天下，至少也是做学问人的一个高级追求，但凡真正的学者，也还是掂量得出其中的轻重。所谓诗书传家久，文章济世长，要不自古“清高”谁予说？然而时下的书到底出得容易了，不必刻板，不必制简，更不必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当然也不必计较它好坏，第一要紧的是金钱，只要有了钱，不论有文化没文化，要出多少本，全不在话下。否则，“硬伤”连连的宏文何以能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破句不断的译书又如何能一套接一套地出版，中学生作文甚至连优秀中学生作文水平都不如的作品集为何摆满了书架？著书不立说，一本又一本大部头的书，连篇累牍的长篇大论，但是，人们很难从中找到有思想有见解的东西。除了“自娱”外，毫无价值。所以常听一些文友的讥讽：这些烂玩意儿也是书！当一本放在书架上长久保存的印刷品出版速度几乎在赶超短期阅读价值的报刊，当商品大潮中冒出的“著名作家”比我们国家半个世纪里出现的作家还要多时，出版业已在读者眼里失去了应有的尊重，此时，书，还有何价值？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前辈作家丁玲曾提出“一本书主义”。陕西作家陈忠实也说：“我不追求等身著作，只要在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两本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就算我的兴趣得到了报偿。”他们的话振聋发聩！在什么人都可出书的今天，真让人越发怀念这些话。愿每个人在出书之前，都能想一想，自己的作品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或者说，在自己的作品中，到底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对文学职业的看重，也是对创作态度的看重，是自重和恪守职业道德的表现，也是每一个作家所应有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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